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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元,是我国封建经济接续发展、并出现衰退的阶段。前后履历了40 7年。这一期间先后出现了几个独立的民族政权人妖 女優,封建分娩相貌渐渐向边陲地区扩展。终末,元朝协调了中国,建立了幅员豁达的多民族政权国度。这一期间的统计,处于发展抗拒衡阶段:宋代统计继唐代之后全面发展,辽、金统计发展滞缓,元代统计则又有所进展。
宋代的统计
一、宋代的社会经济
北宋开国后,聘请了一系列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措施。为了不使宰相事权太重,中央设参知政治为副宰相,以分掌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使,以分掌宰相的军权;设三司使(又称计相),专管盐铁、度支和户部,以分掌宰相的财权。宋太祖用“杯酒释兵权”的相貌,拔除了大将和节度使的兵权;创禁军“更戍法”看管将领依仗部队对抗中央。以上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制止了藩镇割据;但由于过分强调“分化事权”、“相互牵制”,致使北宋官僚机构无边,地方困弱,部队战斗力不彊。在农业方面,聘请了一些有意于农业经济还原和发展的措施:蠲免新垦地皮的地税,取销南边小国原有的苛捐冗赋;改用耕具,使用牛耕,营建水利灌溉行状;诏令南边栽种粟、麦、黍、豆等作物,江北水乡栽种水稻,以拔擢产量。在工业方面,矿冶业有很大发展,北宋的金、银、铜、铁、铅、锡等矿产大大卓绝唐代。纺织业也大为发展,制茶、漆器等手工业也较前代有了进展。跟着工农业分娩的还原和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国度每年征收的商税,各城市一般都在四十万贯以上;对外贸易也赶紧开展起来,中国分娩的绢、帛、瓷器和铁器等远销外洋,牲口和挥霍也从国外输入。
由于农民举义、辽和西夏的入侵,以及政治衰落,北宋中期靠近严重的财政危境。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保甲法、保马法等,使财政有所好转,军事力量也有所加强。
南宋期间,朔方东谈主民由于战乱,多量南迁,他们与南边东谈主民共同促进南边经济的发展,从而完成了经济要点的南移,那时南宋经济发展很权贵,有“苏湖熟,六合足”的民谚。但因地皮合并蚁合,广大农民沦为佃客,承担着笨重的地租克扣,迫使农民走上挣扎的谈路。
宋代占主导地位的玄学念念想是理学。理学是以儒家念念想为基础、收受释教媾和家念念想而形成的新儒学。它妥当封建社会后期统辖者的需要,是以颠倒受到青睐和珍藏。
二、宋代的统计组织与律例
(一)统计组织
宋朝守旧唐制,中央仍设尚书、门下及中书三省。最高国务机构为掌领军事的枢密院与掌管政务的中书省,合称“二府”。最高财计管制机构为“三司”,即盐铁司、度支司与户部司(三司正副使称计相),把持六合贡赋和钱粮出纳,兼管寰宇综合统计与业务统计。《宋史·职官志》:“三司使掌邦国财计之大计,总盐铁、度支、户部之事,以经六合财赋而均其出入焉。盐铁,掌六合山泽之货,关市、河渠、军器之事,以资邦国之用;度支掌六合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户部掌六合户口、税赋之籍、榷酒之作、衣储之事,以供邦国之用。”
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下诏自当年起三司执行上计轨制:“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是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①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改三司为悉数司,总管寰宇统计核算,令各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统计回报逐级汇总上报悉数司,这在中国统计组织史上是一项首创。那时悉数司“判左、右计事,左、右计使判十谈事。”②左、右计使即“左、右大计。”淳化四年分六合为十谈,即河南、河东、关西、剑南、淮南、江南东、西、两浙与广南。在京东叫失策,京西叫右计,置二使分掌。其统计回报的报送智商如下:“独揽大计分掌十谈财赋,令京东西南朔各以五十州为率,每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逐路关报悉数司,悉数司置簿,独揽计使通计置裁给,余州亦如之。”③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罢十谈独揽计使,复置三部使。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又罢三部使,复置三司一员。”④
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推论新官制,三司并于户部。《宋史·职官志》:“元丰正官名,三司始并归户部。从此,户部总管寰宇的综合统计。其职责是:“掌六合东谈主户、地皮、钱谷之政令,贡赋、征役之事。以版籍考户口之登耗,以钱粮持军国之岁计,以土贡办郡县之物宜,以征榷抑合并而佐休养,……凡此归于左曹。又“以常平之法平丰凶、时敛散,以免役之法通贫富、均财力,……凡此归于右曹。尚书置都拘辖司,总领表里财赋之数,凡钱谷帐簿,长贰选吏钩考。其属三:曰度支、曰金部、曰仓部。”可见这时的统计组织又发生了较大的变更,其趋势是还原唐朝的统计组织。这种新官制,接纳了左、右曹分立轨制,分割了户部尚书的权柄,使之不可周知其数。举例,左曹管钱粮出纳,而户部尚书则不知出纳见在之数。是以,司马光曾奏请“令尚书兼领左、右曹。”
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路、州(府、军)、县三级制。元丰改制后,仍改为州、县二级制。其统计组织其本上与中央统计组织相妥当。
(二)统计律例
宋代统计律例,率多因袭唐律。惟对统计簿帐或回报的记录与虚构均有严格的律例,则是它的脾气。据《宋史·刑法志》的记录,北宋神宗时,统计簿帐,即已列为皇朝的规范之一;一直到南宋,这方面的记录颇多。
1.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户部礼貌:凡经济回报“有隐漏相通、收支空虚,应关联仕宦科杖一百罪。”
2.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勒诸路监司、应经兵火州县,自来统统丁产、钱谷簿书,皆照章置造。”⑤
3.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九月一日诏:“州县租税簿籍,令转运司降样行下,并真谨书写,如轻细草书,从杖一百科罪,勒停永不得收叙。其簿限一日改正。当职仕宦失点检杖八十,如有欺弊,自依本法执行。”
4.《宋会要辑稿·食货第五十一》:“漏泄库务所管钱数者,徒三年,配二沉。”
由此可见,宋代对于统计簿籍与回报均有严格的律例:统计簿籍,照章虚构;协调花式,真谨书写;如实填报,不得隐漏相通;如有欺弊,照章执行;等等。
三、宋代的统计责任
(一)东谈主口统计
1.主户与客户。
宋代,以是否占有地皮为主要象征,把寰宇户口分为主户和客户。凡占有地皮、凯旋承担国度正税的东谈主户称主户,莫得地皮而耕耘田主地皮的田户称客户。
(1)主户。司马光《长编》卷四:“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十月宋太祖诏令:“诸州版籍、户帖、户钞委本州判官、录事掌之,旧无者创造。”在诏令下注有“始令诸州岁所奏户数,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即责令各州判官、录事掌管版籍,对原无版籍者则迫令虚构,户部东谈主口统计的对象为男丁。
宋仁宗明谈二年(公元1035年)十月诏令:“六合闰年造五等版籍,自今先录户产、丁推及所更色役榜示之,空虚者听民自言。”⑥宋代的户口版籍是按财富(主淌若地皮)的若干,把占有地皮、凯旋承担国度正税的主户分为五等虚构的,故称五等版籍;每逢闰年虚构一次,故又称闰年图。内容包括户口、垦田、赋役等数字及意境、屋基地等图形,向中央呈报,作为征收赋役、考核仕宦治绩的依据之一。五等户的永别规范是:一等户占田三百亩以上,二、三等户占田一百到三百亩,四等户占田二十亩到一百亩,五等户占田二十亩以下。一、二等户为上户,三等户为中户,四、五等户为下户,主淌若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北宋末年下户东谈主数较多;跟着地皮合并的发展,北宋中期有所减少。
(2)客户。宋代客户租种田主地皮,自有耕牛的称“牛客”,耕耘所得要和田主对分;无耕牛而使用田主耕牛的称“小客”,要把收货的六成以上交给田主。客户虽然不凯旋向政府缴纳夏、秋二税,但田主通过地租等办法,把钱粮背负转嫁到他们身上。而况客户还要为田主入伍,甚而连家属都不可避免。在南边,客户还需向政府交东谈主头税。《长编》卷一六八记录:宋仁宗皇祜二年(公元1050年)六月,丁度奏曰:“下户才有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于沟壑。”可见其惨状。
2.保甲轨制。保甲轨制是北宋期间按军事编制的户籍轨制。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他主张“变募兵而行保甲”、“什伍其兵”,以顾惜封建统辖。保甲轨制是把各地民户不论主、客,协调编制户籍。《宋史·兵制》:“熙宁初,王安石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三年,始联比(编制户口的酷爱,《周礼》: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其民,以相保证。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才干者一东谈主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东谈主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东谈主为之副。凡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东谈主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过剩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资最厚、才勇过东谈主者亦充当保丁。武器非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输五东谈主警盗,凡告捕所获,以悬赏从事。同保犯奸盗、杀东谈主、纵火、强奸、略东谈主、传习妖教、造事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余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听纠,皆毋得告,虽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邻保合坐者乃坐之。其居停匪贼三东谈主,经三者,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逃移、死绝,同保不足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不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达于六合。时则以捕盗匪相保任,而未肆以武事也。”保甲轨制改革了原有的募兵制,加强了户籍管制。明、清两代均沿用了这一轨制,以顾惜封建统辖。
3.虚构丁产簿。宋代把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类,按这种分类而虚构的东谈主口及财产簿册,叫“丁产簿”。丁产簿按那时的保甲编制分甲立册,叫“结甲册”。丁口和户产有时也分别造册,并分又名为“丁口簿”和“户产簿”。宋代对于结甲册相配青睐,对于各甲丁口的记录均有具体讲明。《文件通考》卷十一《户口考》“县谈户口,保最为急;倘不经意,设有缓急懵然莫知。始至,须令诸乡各严保户之籍,如一甲五家,必载其老丁几东谈主,名某,年若干;成丁几东谈主,名某,年若干。凡一乡为一籍,其东谈主数则总于籍尾。”
(二)地皮统计
1.推论方田均税法。简称“方田法”,系北宋清丈地皮、礼貌赋额的方法,就统计而言,实即进行地皮丈量的一种凯旋访问方法。
宋初各地田赋不均,税户相率隐田逃税。仁宗景祜年间(公元1034—1038年),大理寺郭谘首创方田均税法——千步方田法:丈量地皮,清括隐田,“四出量括,遂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⑦
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王安石变法革命,把郭谘的方田法加以补充,坚韧推论。《宋史·食货志·方田》:“神宗患田赋不均,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重修定方田法,诏司农以《方田均税公约并式》颁之六合”,其法“以东西南朔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来岁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对地皮领有统统权的根据)。”先后在京东、陕西、河北、秦风、鄜延五路试行。因受到豪强田主的反对,方法上又有好多困难,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废止,共清丈田亩2484349顷,占那时耕大地积的54%。丈量出多量隐漏的田产,遏抑了地皮合并,加多了普遍税收。
徽宗时又还原,终因丈量和定税中弊病好多,也屡行屡罢。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完全废止,已丈量的意境仍按旧法纳税。
2.虚构鱼鳞图册。简称“鱼鳞册”。北宋政府为征派赋役而虚构的地皮簿册。北宋推论方田均税法,丈量各地地皮时,有些州为了防卫漏报、瞒报,有司将各户的地皮、山塘一块一块地核实,表明其面积、座落,绘成图样。因为把这种图连气儿起来,花式访佛鱼鳞,是以叫“鱼鳞图”;“鱼鳞图”按户集合成册,叫“鱼鳞图册”。这种鱼鳞图册是宋代地皮统计的一项要紧发展。宋代婺州、漳州等地也曾虚构,虽未平素推论,但为明代鱼鳞图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推论经界法。经界法系南宋整理地籍的办法。南宋初,经兵火之后,户籍狼籍,富者合并,田多无税;农民无田而有税,故多相率隐迹。为平均税负,加多财政收入,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奏请推论经界法:“平江岁收昔七十万有奇,今按籍虽三十九万斛,然实入才二十万耳。询之土着,皆欺隐也。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施之六合,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⑧宋高宗准奏,命李椿年在平江府设经界局按图核地,试行经界法;绍兴十四年以李椿年为户部侍郎,加以推广。其法:以乡为单元丈量地皮,永别田亩等级,按照意境花式、四至、泥土、亩数及等级编酿成册,一式三份,一留县,一送漕司,一送州,官府按此纳税。由于豪强势家反对,至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中止。
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漳州知州朱熹,深知经界不正之害,奏言:“经界最为民间莫大之害,绍兴已推论处,公私兼顾;独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劳逸,此后一州之利病,切独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择仕宦,委任责成;度量步亩,算计精准;绘图造帐,费从官给;随产均税,特准过乡通县均纽,庶几百里之内,轻重皆同。今欲每亩随九等高下定计产钱,而合一州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每文输米几何,钱几何,止于一仓一库受纳。既输之后,却视元额分隶为省计,为职田、为学粮、为常平,各拨入诸仓库。疆域一定,则民业有经矣。但此法之行,穷人下户固所深喜,然不可自达其情;豪家猾吏实所不乐,皆善为设辞,以惑群听;贤士医生之心爱娱,厌纳闷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风沮怯,此则不可无虑。”⑨朝廷大臣请于漳州推论。翌年春,诏漕臣陈公亮同朱嘉合力奉行,终因豪强田主的反对,前诏遂取销。
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 7年),司农卿兼户部侍郎季镛奏言:“夫经界尝议昌明矣,而昌明卒不行;尝令自实矣,而自实卒不竟。岂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答理之名,下之不乐其成者又每倡为扰民之说。故宁坐视邑政之坏而不敢诘猾吏奸民之欺;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盖经界之法,必多差仕宦,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尽量步亩,必核定等色,必纽折计等,奸养转生,久不迄事。乃若排排之法,不外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才富自制者,订田亩税色,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汉典。臣守吴门,已尝见之践诺。今闻绍兴亦渐就绪,湖南漕臣亦以一齐告成。窃谓东南诸郡,皆奉行惟谨。其或田亩未实,则令乡局厘正之;图册未备,则令县局程督之。又必郡宁察县之稽违,监司察郡之怠弛,严其命令,信其赏罚,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责之年岁以深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岁会以综核之。”⑩这一奏摺具体讲明了推论经界法的困难偏激应聘请的措施。于是绍诸路漕,率先践诺。但终南宋之世,经界法屡行屡罢,未能贯彻执行。
(三)漕运统计
宋代交通发达,寰宇基本上形成了水陆运输网,漕运统计也随之发展起来。北宋开国之初,岁运漕粟,未立定额,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始定汴河、黄河、惠民河与广济河四河运粮总和为550万石。梁方仲曾根据《宋会要辑稿》第144册《食货》46《水运》、《玉海》卷182《食货·漕运》、《文件通考》卷25《国用》3《漕运》及《宋史》卷175《食货上》3《漕运》,编制下表:
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岁漕定额及治平二年漕运实数11
(公元981年及1065年)
漕河别
供应漕米地位
太平兴国六年岁漕定额
治平二年
漕运实数
抗米(石)
豆(石)
粟(石)
算计(石)
(石)
汴河
黄河
惠民河
广济河
江南、淮南、两浙、
荆湖等路
陕西诸州
陈、颍、许、蔡、
光、寿等六州
京东十七州
3000000
爸爸与女儿—
—
—
1000000
300000
200000
—
—
500000
400000
120000
4000000
800000
600000
120000
5755000
267000
740000
算计
—
300000
1500000
1020000
5520000
6762000
北宋建都大梁(开封),故四漕河中,以汴河所运为最多。至谈(公元995—997年)初年,汴河运米达580万石;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东南六路漕运上供米额620万石。具宗景德四年(公元100 7年),又定汴河岁额600万石,真宗大中祥符(公元1008—1016年)初年竟至700万石,据《宋会要辑稿》说,此为最高之数。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7年)闰五月戊申,诏自五年后,暂减江淮米50万石。其后,黄河岁漕益减耗,仅运菽3 0万石。至仁宗嘉祜四年(公元1059年)诏罢黄河运菽。从此,岁漕仅汴、惠民,广济三天河典。有时嘉祜(公元1056—1063年)中年之后,岁运总额仍以600万石为准,但每岁短欠不下六、七万石。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汴河等三河实运总和达676万2千石。然据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张方平所言,是时上供年额安分为:汴河600万石,广济河62万石,惠民河60万石;虽实运远不逮此,然与治平二年之数收支又多了。到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三河实运数只450万石,而欠折多至3 0余万石,其原因在于平时积逋以及全部损耗颇多。
南宋以后,漕运初以平州府(苏州)为中心、凡两浙、两广、荆湖、福建各地漕运都蚁合于此;其后因建都临安(杭州),漕运中心随之转移到杭州。
(四)矿冶统计
矿冶史称“坑冶”(阬冶),唐代始有记录,宋代发展较快,在北宋工业中已占要紧地位。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真金不怕火限度都十分大,产量都卓绝唐代数倍。矿冶统计随之发展。各式矿产量数字空泛统计,但可根据征课与推行产量的比例进行推算。现据《文件通考》与《宋史》统计府上,对唐、宋各式矿产的岁课额12相比如下(见下页)。
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打算,则可推算宋神宗元丰元年各矿的推行产量:金53 550两,银1 076 925两,铜73 029 845斤,铁27 505 485斤,铅45 986 675斤,锡11 606 990斤,水银16 780斤,朱砂18 235斤。
南宋矿冶兴废不常,岁课收入多寡不同。现以绍兴三十二年
(公元1162年)金、银、铜、铁、铅、锡矿冶的兴废统计数字;及乾谈二年(公元1166年)铸钱司统计的岁课收入相比如下:
宋代矿冶统计,对各式主要矿产的产地、坑冶数、扬弃数和岁课额等均有统计,不错反应那时的冶真金不怕火限度。虽然空泛产量数字,但可根据那时的税率估算,以不雅察其发展变化的章程。
(五)物价统计
我国古代的物价统计,一般属于商品价钱统计、商品比价或折合价统计,史籍记录零碎,空泛圆善、系统的统计。宋代物价统计较为丰富。
1.商品价钱统计。宋代的商品价钱统计相比详确,现列举如下:
米价:熙宁(1068—1077)昔日一般为每石六、七百文,徽宗期间(1101—1125)每石米就高达二贯、三贯,甚而四贯了;南宋绍兴(1131—1160)初年,米涨至五、六贯一石,随后运转下降,保持在一贯独揽;孝宗期间(1163—1189)又上升到每石二贯至二贯半独揽。
绢价:在徽宗元符前(公元1100年昔日),每匹约为一贯独揽;大不雅(1107—1110)到绍兴(1131一1160)初年每匹二贯;绍兴至乾谈期间(1165—1173),每匹为一至四贯。
布价:真宗期间(998—1022)每匹约为150—300文;仁宗期间(1023—1063)每匹约3 00文;神宗期间(1068—1085)每匹约400—450文。南宋期间(1127—1279)为500文,甚而高达1—2贯。
丝、绵价:绢每匹850文,紬每匹700文,丝每两65文,绵每两3 5文。
盐价:一般保持在每斤50—70文之间。也有些地区低于50文,或高达100—300文。
茶价:北宋期间(960—1126)平均茶价约为六、七十文一斤。
草价:宋初8文一束,后涨到20—30文独揽;南宋时约50一100文以上一束。
铁价;北宋时一般为25—30文一斤。
金价:太宗(976-997)时每两5贯;真宗(998—1022)、哲宗(1086—1100)、徽宗(1101—1125)时每两10贯;终末到宁宗(1195—1224)时竟高达每两40贯。
银价:真宗(998—1022)时每两200文;仁宗(1023—1063)时2贯;神宗(1069—1085)时1贯;徽宗(1101—1125)时1贯6—7百文;南宋期间(1127—1279)每两值2—3贯多。
铜价:每斤约250文。13
2.比价统计。比价为两种不同物品价钱的比例关系。初见于贞不雅初年“绢一匹易米一斗。”14南宋期间每匹绢的价钱约等于二石米的价钱。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右司谏王缙说:“近睹指点,许江浙东谈主户预以米斛折纳来年紬绢,每匹二石,取其快活,诚为公私之利。”15讲明了那时绢米比价在钱粮中的作用。
(六)军费统计
北宋多量养兵,“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帑廪以伏坐食之校”。募兵轨制成为宋王朝“积贫”的主要原因之一;军费开支约占寰宇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五。蔡襄(1012—1067)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任三司使(称计相,为最高财政主座)时,因其掌管寰宇钱谷出纳、平衡财政收支,是以对北宋的军费统计了如指掌。当年他写有《论兵十事疏》16,其中论《养兵之费》,具体细腻无比地详列了军费统计府上:
“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花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东谈主,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
禁军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东谈主。
厢军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东谈主。
共收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东谈主。
收三千六百八十二万五百四十一贯一百六十五文(内夏秋税独一四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一贯文)。
支三千三百一十七万六百三十一贯八百八文(南郊赏给不在数内)。
管军及军班兵士九百九十四万一千四十七贯九百三十三文(十分中三分过剩)。
匹帛绢紬:
收八百七十四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匹(内税绢三百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支七百二十三万五千六百四十一匹(南部赏给不在数内,绫绮锦绮不在数内)。
管军及军班兵士七百四十二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匹半(十分过剩)。
粮:
收二千六百九十四万三千五百七十五石(内税一千八百七万二千九十四石)。
支三千四十七万二千七百八石。
管军及军班兵士二千三百一十七万二百二十三石(八分)。
草:
收二千九百三十九万六千一百一十三束。
支二千九百五十二万四百六十九束。
管军及军班以下二千四百九十八万四百六十四束(八分)
夏秋税所纳:
钱:四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一贯。
匹帛:二百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斛斗:一千八百七万三千九十四石。
以上三件,更有折变(将原征财物改征其他财物)在内,其余所缺粮草匹帛,并是见钱和买(农民以绢折钱缴纳)并课利、折科、诸殷博买打发得足。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
蔡襄统计的军费(养兵费用)在北宋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十之六、七,与其所奏《国论要目十二篇》中的《强兵篇》所设的比重不同“臣约一岁悉数,六合之入不外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六合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度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17这个互异殊令东谈主费解。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王铚在其修撰的《枢庭备检》中说:“盖常率计六合户口千过剩万,自皇佑一岁之入一倍,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收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每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资一散卒矣。”王铚所说的“一岁之入”,是指北宋三司一年的收入,养兵之费“常什八”,即军费开支占三司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八(或六分之五),可见北宋募兵轨制确是北宋王朝积贫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七)统计府上汇编——《管帐录》
宋代《管帐录》是继唐代《国计簿》之后的会统府上汇编。因统计对会统府上起综合汇总的作用,故基本上是统计府上汇编。
1.编制《管帐录》的酷爱酷爱与作用。两宋长期以“细水长流”为财政原则,编制《管帐录》的主要主张,即在于系统汇编六合财物出入之数,分析对比财经问题,以达到答理制用的主张。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绍兴管帐录》成书时,殿中侍御史张绚说:“周制国用之法,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量入以为出。汉祖定六合之本,在于得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是知国之财用,必得节制之法,节财之要,必资管帐之书。是以察其登耗,量其多寡,参酌损益,对症下药,故费用有常,而民力不困也。国度谈德、皇祐皆有管帐录,至治平、熙宁间亦有此书。其后,苏辙又仿其法作元祜管帐录,虽书未及上,其大略亦可不雅。皆是以总括巨细,汇聚出纳。凡六合赋入,与仕宦养兵之数,章条各立,支费有限,谨视其书,高下遵导,此作管帐录之本意也。”18张绚讲述了编制《管帐录》的酷爱酷爱与作用,颠倒强调了“节财之要,必资管帐之书”,即管答理政经济,必须以统计府上为依据,参酌同异,对症下药。
2.宋朝编制的《管帐录》。根据《宋会要》、《玉海》、《宋史》等史籍记录,宋朝编制的《管帐录》有:(1)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三司使丁谓著《景德管帐录》六卷;(2)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三司使林特上《祥符管帐录》三十卷,(3)庆积年间(公元1041—1048年),三司上《庆历管帐录》二卷;(4)皇祜二年(公元1050年),三司使田况撰《皇祜管帐录》六卷;(5)治平四年(公元106 7年),三司使韩绛和蔡襄著《治平管帐录》六卷;(6)元祜三年(公元1088年),户部尚书李常、苏辙等主编《元祜管帐录》三十卷;(7)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两浙转运使程昌弼编《宣和两浙管帐总录》;(8)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和三十年(公元1160年),均编有《绍兴管帐录》;(9)乾谈六年(公元1170年)至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间,撰有《乾谈管帐录》;(10)绍熙年间(公元1190一1194年),编有《绍熙管帐录》;(11)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编有《庆元管帐录》;(12)端平年间(公元1234—1236),编有《端平管帐录》;等等。
3.宋朝《管帐录》的基本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统计府上,一是统计分析。在统计府上中,包括户籍、算帐方面的统计府上,以及当年财政收支的推行数额。岁收类包括:(1)农业税收,(2)商税,(3)盐、茶、酒、矾专卖收入,(4)契税、牙税及冗赋,(5)徭役。开销类包括:(1)军费,(2)政费,(3)皇室费用,(4)其他开销。在统计分析方面,接纳了本期收、支对比,与前期对比,比例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举例,南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殿中侍御使姚愈奏请编《庆元管帐录》时说:“臣尝因中都仕宦俸禄与夫兵廪支费,求其是以管帐之说。熙宁间月支三十六万,宣和末用二百二十万。渡江之初,虽频年用兵,月支犹不外八十万,比年以来,月支不下百二十万,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二,兵廪居十之七。版曹财计,限额至繁,散给诸军百司,每月照数以支破,循习常规,未曾有所考核,岁月既久,岂无名存实一火、循例虚破之数乎?此在内财赋,不可不为之管帐也。”19
宋代《管帐录》,编制之多,分类之系统,内容的充实,分析的深度,均较唐代的《国计簿》为优,故在中国统计史具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
四、宋代的统计方法
(一)钱粮计量单元的礼貌
宋代为加强钱粮统计,对各项钱粮收入的计量单元均有具体礼貌,作为协调的计量规范。宋太祖开国之初,即已关怀这一问题。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下诏礼貌:“令诸州受租籍不得称分、毫、合、龠、铢、厘、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丝绵成两,薪蒿成束,令钱成钱。紬不悦半疋、绢不悦一疋者、许计丈尺输直,无得三户、五户团聚成疋,送纳吵杂”。20宋代对于岁赋的计量单元均有具体的礼貌:“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贯)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全部钱粮收入总额,仍沿用唐制接纳混算计量单元。举例,现据《文件通考·田赋》,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 7年)夏、秋二税现催额统计府上列表如下:
北宋熙宁十年夏、秋二税现催额
税物
计量单元
夏税
秋税
算计
总额
银
钱
斛斗
匹帛
丝绵
杂色
草
贯、石、匹、斤、两……
两
贯
石
匹
两
斤、两、石、角……
束
16962695
31940
3852817
3435785
2541300
5844861
1255992
—
35048334
28197
1733002
14451472
131023
5495
1944301
15754844
52011029
60137
5585819
17887257
2672323
5850356
3200293
16754844
由于总额接纳混算计量单元,莫得换算为协调的货币单元,使不同使用价值的税物,硬行相加,毫无酷爱酷爱。是以不可全面、准确地反应和监督宋朝的钱粮收入,并达到分析问题和加强经济管制的要求。
(二)上计轨制的改进
宋代上计轨制编制的统计回报,计有月报、季报、半年报和年报,并有所改进。《宋史·食货志·管帐》:宋太祖开国初年,即要求“诸州通判官到任,皆须躬阅帐簿所列官物,吏不得得售其奸。”因此,月报、季报、半年报一般授权地方把持和中央财计部门复核审查。皇帝则主要通过有瞻念看统计年报掌合手国度财计景况,并赏惩仕宦,基本上改革了过旧年终皇帝亲临受计的作念法。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诏曰:“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是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岂可废乎?”于是命令“三司自今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籍以闻。”21从此,皇帝有瞻念看年报,决定赏罚,便成为宋代上计的固有局势。那时统计回报聘请逐级汇总上报的智商,今以“丁帐”为例,《宋会要辑稿》:“比部员外郎薛薇言:‘欲重明饬有司稽考州县丁帐,核正文籍死字滋长以时书落,岁终,县以丁之数上州,州以县之数上漕,漕以州之数上户部,户部合六合之数上之朝廷。”
南宋偏安江左,高宗时上计轨制基本中止。到了孝宗乾谈二年(公元1166年)正月十八日下诏重申上计轨制:“孙大雅奏汉制上计之法,朕以为可行,至今令陪同台谏参考古制进呈。”22于是孙大雅仿照汉时上计簿的花式,编出本州统计回报的样板,报皇帝审阅批准,还原了上计轨制。其作念法,在两汉及北宋作念法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由户部协调汇总寰宇各地的上计府上,按照礼貌的神色虚构上计簿,在翌年正月呈报中央,经宰相指派专东谈主审核后,再呈皇帝批阅。23
(三)统计分组法的发展
宋代统计分组发展的象征有二:一是分类法的创始,二是次数分散表的创始。
1.分类法的创始。用品性象征进行复杂的分组,在统计分组上称为分类法。宋朝由于经济的还原和发展,财政限度握住扩大,钱粮包括的内容也日益丰富,于是在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创始了钱粮分类目次。即把钱粮分为谷、帛、金铁和物产四大类;再在各大类平分若干小类;终末在各小类中再细为若干品目。现据《文件通考·田赋考》胪列如下:
(1)谷:谷之品七:一曰粟(包括粟、小粟、粱谷、兼、木粟、秫米、黄米七种),二曰稻(包括秔(粳)米、糯米、水谷、旱稻四种),三曰麦(包括小麦、大麦、青稞麦、广麦、青麦、白麦、荞麦七种),四曰黍(包括黍、蜀黍、稻黍三种),五曰穄(包括穄、糜穄、秫穄三种),六曰菽(包括豌豆、大豆、小豆、绿豆、红豆、白豆、褐豆、青豆、赤豆、黄豆、胡豆、落豆、元豆、荜豆、巢豆、杂豆十六种),七曰杂子(包括脂麻、木子、稗子、黄麻子、苏子、苜蓿子、菜子、茬子、草子九种)。
(2)帛(布帛丝绵):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纱,五曰絁,六曰紬,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
(3)金铁: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鑞(锡和铅的合金),四曰铜、铁钱。
(4)物产:物产之品六:一曰牲畜(本指马、牛、羊、鸡、狗、猪,此处只包括马、羊、猪三种);二曰齿、草、翎毛(包括象牙、鹿皮、麂皮、牛皮、狨、鹅翎、杂翎七种);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莱(包括竹之品四:苒竹、箭竹、箬叶、芦废;木之品三:桑、桔、楮;麻之品五:青麻、白麻、黄麻、冬麻、苧麻;草之品五:紫苏、菱、紫草、红花、杂草;芻之品四:草、稻草、禳、菱草;五曰果、药、油(包括大油、桐油、鱼油三种)、纸(包括大灰纸、三钞低、芻纸、小纸、皮纸五种)、薪(包括木材、蒿柴、草柴三种)、炭、漆、蜡。六曰杂物(包括白胶、香桐子、麻圭、版瓦、堵竺、瓷器、苕帚、麻翦、蓝淀、草荐十种)。
同期,对计量单元的位数也作了协调礼貌,所记“皆逾十万之数者,他物不复记。”24
2.次数分散表的创始。在统计府上整理中,把原始府上按某一数量象征进行分组,并按一定步履排列,同期列出各组的总体单元数的称为次数分散。它不错反应商讨对象中统统单元在各组间的分组状态和分散特征。我国早在宋代,就依然在按数量象征分组的基础上创造了圆善的次数分散表,谢世界统计分组史上写下了极其后光的一页。据《文件通考》卷十四《征榷考》,在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昔日,各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三;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十万贯以上者十九;五万贯以上者三十;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五千贯以下者七十三;共计三百十一处。以上照旧以州为单元,可见那时交易繁茂的情况。现按次数分散表的花式自较低组向较高组排列,并在组距的写法中列出当代的一般写法赐与相比:
宋熙宁十年昔日各州商税征收额次数分散表
组距写法(按商税征收额分组)
征收机构数
《文件通考》
当代一般写法(单元:万贯)
五千贯以下者
一万贯以下者
三万贯以下者
五万贯以下者
五万贯以上者
十万贯以上者
二十万贯以上者
四十万贯以上者
0.5以下
0.5—1
1一3
3—5
5—10
10—20
20一40
40以上
73
35
95
51
30
19
5
3
合 计
311
以上是以州为单元,打算各组的征收商税机构数;如以各州所设征收商税的场务为单元,则其场务由一处至数十处不等,最多的一州有三十八个场务,悉数达一千八百四十九个场务,各场务商税征收额未单列,故不可编制次数分散表。
(四)秦九韶创正负开方术
秦九韶(1202—1261),南宋数学家,字谈古,普州安岳(今四川省安岳)东谈主。著有《数书九章》(1247年)十八卷。对“大衍求一术”(即当代整数论中的一次同余式解法)和“正负开方术”(数字高次方程的求正根法)等,都有深刻的商讨。
正负开方术,今称秦九韶智商。秦九韶对方程
习惯于由低次幂系数步履写到高次幂系数。当代统计学中,用方程法(累计法)求平均发展速率的方法:即
这个方程式的正根,即是所求的平均发展速率,要求解这个方程式,即需应用秦九韶的正负开方术。这个方法一般书上称为和纳法。推行上,英国和纳(Horner,W.G,1773—1827)是在1819年才忽视这个方法的,比秦九韶晚五百多年。
(五)统计图表法的发展
1.唐仲久的《君王经世图谱》。南宋史学家唐仲久,著有《君王经世图谱》十六卷。书前有宋宁宗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周必大的序,序说:“去古愈远,众说日繁,才学未逮于先哲,宜其力劳而见功微,此图谱所由作也。”全祖望《宋儒学案·唐说条(仲久)先生传》说他“痛辟佛老,斥那时之言心学者。”可见唐仲久重实学而斥泛论。他的《君王经世图谱》,一般列图表于前,录材料于中,加讲明于后;对材料有审查,对讲明有分析。对图谱作到制图表、审事实与作分析三勾搭,这种统计图表法对商讨历史统计学是很可取法的。其有代表性的图谱,有《职方九有谱》(见《先秦统计史·三、西周的统计责任》)、《竖立社稷谱》及《祭社稷旁通之谱》等。
2.杨甲的《六经图》。绍兴中(约公元1145年),南宋学者杨甲绘制了《六经图》,乾谈初(公元1165年),毛邦翰等东谈主补充刻制成书,全书共309图。后收入清乾隆的《钦定四库全书》。其中,有条形图、弧线图、面积图和象形图等。《六经图》发展了我国统计图的制图表面和方法。
(1)制图表面。杨甲在《六经图》原序中,指出了图与书的区别以及统计图的作用,颇有要紧酷爱酷爱。他说:“图、书譬诸经纬,弗可偏废。古之学者,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其必可陈,其数可纪。……圣东谈主立象以尽意,关联词标于指外,通于系表,唯图能之。更当洞若不雅水,显于亲目(亲见)者,又安得谓阵势非忘言之妙、按图非得骏之具哉。”
(2)制图方法。杨甲所绘各式统计图,均有一定的制图方法,举例,《月令十二律管候气图》,其制图方法是在大地(地平线)为基线,右基线下按阴历12个月的步履画12个条形,各条形中表明它所代表的乐器称号偏激长度,条形下端注明各月份地下阴气或阳气距大地的距离。基线上还注有大地“各如标的排列,入地有浅深,以木按节之。”他所绘制的《月令十二律管候气图》条形图如下。
认图方法:举例,冬至阳气距离大地最远达9寸,而与它相应的乐器黄钟管也最长,亦然9寸,故发音最低。十月份阴气距离大地最近,仅4寸7分,而相应的乐器应钟也最短,亦然4寸7分,故发音最高。
(六)对比分析法的应用
宋代对比分析法的应用相比平素,主要应用于结构分析、强度分析与动态分析。
1.结构分析法。结构分析法一般是在统计分组的基础上打算各组数值在总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而分析商讨对象的性质和特征。赵宋开国之初,门庭陌生,垦地占地皮总面积的比重很小,据《宋史·食货志》的记录:“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沉,地之垦者十才二、三。”讲明那时地皮面积的利用率照旧很低的。
北宋仁宗(赵祯)宝元年间(1038—1039),天章阁侍读贾昌期曾作过食粮消费的结构分析:“江、淮运粮六百余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一年)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25那时国内农民举义和同辽、西夏的民族矛盾十分严重,而户口增多,兵员扩充,仕宦益众。通过这一结构分析,可见军旅与冗食的巨大消费比重,已使财政日益困难。南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三月,殿中侍御史姚愈曾对国度各项费用作过结构分析,他对宋宁宗赵扩说:“比年以来,月支不下百二十万。大率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二,兵廪居十之七。”28那时的南宋王朝,外有女真统辖者的入侵,内有农民的揭竿举义,是以这一结构分析有劲地讲明军费开销是那时国度费用开销的主要矛盾,并讲明了那时费用开支的特征与性质。
我国宋代结构分析法的应用很广。其脾气有三:
第一,结构比例多以成数示意,以十为基数,甚而以十以下的个数为基数,相比简明易解;
第二,一般与澈底主张勾搭运用,便于分析商讨;
第三,结构相对数均用整数示意,主淌若给东谈主以基本倡导,其数值的打算有时不很精准,如“地之垦者十才二、三”。
2.强度分析法。我国早在唐代即已应用了强度分析法,宋代接续应用。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王铚在《枢庭备检》中说:“总户口岁收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每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原误“亩”,据《历代兵制》卷八引文改)而资一散卒矣。”这里所说的“一岁之入”,是指北宋三司一年的收入。
又如,宋代王钦若(962—1025)等撰《册府元龟》,书中《邦计部·户籍》应用了强度分析法:“长庆(821—824)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又约为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奉一兵。”强度主张的打算应为335万户/99万兵=3.38户/1兵。为了避免极少,故用“三户资奉一兵”。
宋代强度分析法的脾气有三:
第一,强度主张一般勾搭澈底主张凯旋打算;
第二,宋代“若干户扶养几个官员(或一个士兵)”的强度主张,当代统计一般用“一个官员(或士兵)受若干东谈主扶养”示意;
第三,为了避免出现极少,强度主张的打算有时不很准确。
3.动态分析法。社会经济阵势不仅是相互商酌的,而况是发展变化的;是以,统计既要在阵势的商酌中进行对比分析,又要在阵势的阐述中进行对比分析。为此,就需要进行动态分析,从其数量的变动意识社会经济阵势的发展章程。
(1)增长量。动态分析法应用的一项要紧分析主张为增长量,用以讲明社会经济阵势在一定期间内加多的澈底量。宋代即曾通过户籍、算帐打算增长量主张,讲明户籍增减对钱粮收入增减变化的影响。《宋会要辑稿·食货第十二》载有《景德管帐录》中的一段户籍、算帐增长量分析府上:“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总旧实管七百四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户,千六百二十八万三百五十四口。比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计增五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户,二百万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赋入总千三百七十三万一千二百二十九贯石匹斤,27数比咸平六年计增三百四十六万五千二百九十”。这一增长量分析,不是单方面地打算户口增长量,而是把它与税收增长量勾搭起来进行平列的对照分析,从而具体地讲明了税收跟着户口的加多、分娩的发展而相应地加多。
(2)发展速率。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文体家曾巩(1019—1083)在商酌国度经费时,应用了动态分析法的另一项要紧分析主张——发展速率,用以讲明政治经济阵势的发展进度。他说:“景德(1004—1007)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祜(1049—1053)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顷;治平(1064—1067)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六合岁收,皇祜、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祜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过剩,其总三万四千员,景德郊费(田园祭祀寰宇)六百万,皇祐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十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28,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29为了便于讲明,现制表如下:
景德
皇祜
治平
澈底数
发展速率
(%)
澈底数
发展速率
(%)
澈底数
发展速率
(%)
仕宦(万员)
郊费(百万)
1
6
100
100
2
12
200
200
3.4
13.00
340
217
皇祜与景德年间相比:皇祜官之众一倍于景德(即发展速率为200%),皇祐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而治平与景德年间相比,治平官之众2.4倍于景德(即发展速率为340%),治平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发展速率推行为2.1 7倍,四舍五入作二倍。作家注)。曾巩把稳就皇祐与景德二者进行相比,打算了发展速率。曾巩应用上述的动态分析法得出了“罢减冗费”的论断。他忽视对于冗费要“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六合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六合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损者则盖半矣。”30并能作念到“岁过剩财三万万”31治原谅政入不敷出的严重问题。
要而言之,我国宋代动态分析法的脾气有三:
第一,充分体现了动态分析为那时政治经济服务的作用;
第二,增长量分析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勾搭商酌的增长量进行比肩的对照分析,这是它的优点;而把不同计量单元的田赋搀杂加总则是它的裂缝;
第三,发展速率一般以倍数示意,略去极少。讲明时无谓现时的“发展到……”、“增长了……”,而以“×倍于……”示意。即按“倍之是为二”的讲解,接纳了“加一倍算法”。举例,“一倍于……”即讲明打算期水平已发展到基期水平的二倍,或比基期水平增长了一倍。
统计中的对比分析法,在我国宋代的应用极为平素。虽然系统的表面轮廓还无东谈主进行,科学的统计名词也尚未成立,但在具体的应用上,已充分体现各式对比分析法的内容与推行,并谢世界统计史上处于先进的地位。
(七)平均分析法的应用
北宋期间,曾应用中位数制定定额。宋真宗曾命三司使王尧臣等核定开销。王尧臣等为书七卷上呈,送三司(北宋称盐铁、户部、度支为三司,主座称“三司使”,掌管统筹国度财政),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额)。32这是以中位数作为定额,以遏抑国度财政开销的实例。
科学家兼政治家沈括,在宋神宗时曾参加王安石的变法阐述。他曾利用几十年的粮价及收购数量的统计府上,应用中位数详情按粮价落魄收购食粮数量的方法,避免因粮价波动而影响国度收购食粮的数量。他说这是刘晏的办法:“晏法则令多粟通途群县,以数十岁籴价与所籴数高下,分为五等,具报于主者(即发运司)。粟价安然更不申禀,即时廪收。但一价则籴第五数,第五价则籴第一数。第二价则籴第四数,第四价则籴第二数。乃即驰报发运司。如斯粟贱之地,自籴尽极数,其余等级,各得其宜,已隐约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籴之数计之,若过于多则损贵与远者,尚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物价未曾失机,各当本处丰俭,即日知价,信皆有术。”33具体的办法是:把积年平均估定的食粮售价由高到低排列为1、2、3、4、5五等,把积年平均估定的籴粮数量由多到少也排列为1、2、3、4、5五等,按不同粮价籴粮的数量可列表如下:
食粮售价等别
1(最高)
2(高)
3(中)
4(低)
5(最低)
籴粮数量等别
5(最少)
4(少)
3(中)
2(多)
1(最多)
根据上表,第3等价钱为中位数价钱,即平均价钱,属于正常价钱,不需申禀即可实时收购入库;如果食粮价钱高潮到第1等或第2等时,贵则少购,则需分别按第5等或第4等数量收购;反之,食粮价钱下落到第4等或第5等时,贱则多购,则需分别按第2等或第1等数量收购。这么,就不错节俭了申报上级待批的时辰,避免了粮价变动对国度收购民粮数量的影响。
沈括虽说这一办法得自刘晏,但据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等史籍老到,刘晏仅通过“疾足”掌合手物价高下,不尽如沈括所述。而沈括则确曾应用这一办法行之于东南各省。
(八)平衡分析法的发展。
宋代平衡分析法比唐代有所发展。唐代应用四柱结算法进行平衡分析,还处于萌芽状态。到了宋代,应用四柱结算法进行平衡分析,得到权贵的发展。四柱的称号一般改用元管(旧管)、新收、已支(开除)、见在(真实)。南宋陈傅良(号止斋,1137—1203)对于钱物申省的商酌说:“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十二月初置诸州,应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见在钱物申省。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复立置簿,拘辖累年应在……”(《古今典籍集成·食货典·国用部》)。可见早在公元994年,我国财政统计即已在统计报表中应用四柱结算法进行了平衡分析。那时四柱结算法的平衡关系如下:
元管(旧管)+新收=已支(开除)+见在(真实)
元管+新收-已支=见在
这种平衡分析应用于两个方面:其一,应用于统计回报或奏销册;其二,应用于离任官员的财物移交。如有不解、侵欺等项奸弊,听部参究。在政府统计方面,主淌若用来推算“见在”(期末结余)数的。用四柱结算法进行平衡分析,在宋代政府统计的推交运用中,过程渐渐改进,有了权贵的发展,成为系统反应宋朝经济行动的一种科学的统计分析法。
五、宋代的统计念念想
(一)郑樵的图谱念念想
郑樵(1103一1162),字渔仲,兴化莆田(今属福建)东谈主,南宋史学家。毕生不应科举,居夹漈山上,刻夫役学三十年。他不悦那时泛论心性、雅致辞章的民风。他对于天文、地舆、草木、虫鸟等学问,留心实地老到。见到西晋学者杜预所著的《令郎谱》以后,才意识图谱的要紧性。在史学方面, 他珍藏司马迁与刘知几。他生平文章甚丰,有《氏族志》、《尔雅注》、《诗辨妄》、《夹漈遗稿》等八十余种。晚年编撰《通志》,汇聚各代历史,合为一书,其中二十略,颇具创见。他的图谱念念想,见之于《通典》中的《图谱略》与《年谱略》,记叙了他对于统计图表的学说。他的图谱统计念念想不错轮廓如下:
1.图谱的要紧性与作用。郑樵相配强调图谱的要紧性,他以为图谱之学不仅关系到学术的兴衰,甚而关系到政治的成败。他以为魏晋以后的学术之是以不足夏、商、周以及汉代,系由于“图谱之学不传”。他说:“何故三代之前,学术如彼;三代之后,学术如斯?汉微有遗凮,魏晋以降,日以陵夷,……是以学生不足三代,又不足汉者,抑有由也。以图谱之学不行,而实学尽化为虚文矣。”34同期,他还以为,无图谱即不可成就六合的行状。他说:“六合之事,不务行而务说,无谓图谱可也;若欲成六合之行状,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35是以他强调:“为学者而不知此,则章句无所用;为治者而不知此,则法纪无所施。”36
对于图谱的作用,他有较多的讲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穿着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37“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38“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东谈主不闻其语。”39“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东谈主易为学,学亦易为功。”40“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以故亦难以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茫迷茫不知所向。”41“为六合者不不错无书,为书者不不错无图谱。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是以周知遐迩,为谱是以知悉古今……表者,一书之要也,不可记繁文;表者,一书之本也,不可记小节……太史公之表,编年不外六甲,而省其五十四;记事不外十余言,而为事之所目,所谓纲举而目张也。”42现将郑樵的上述不雅点综合如下:
其一,图与书各有不同的作用,应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其二,图谱片言只字,胜书千章万卷,其形象具体,易于显露。
其三,图谱的主张,在于知悉古今。
其四,图表为一书之本、一书之要,犹穿着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故能要言不烦。
郑樵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不雅点是站在史学家的态度来发达图谱的念念想,对于统计图表来说,同样具有指导酷爱酷爱。举例,“图谱的主张”,站在史学家或历史统计学者的态度天然是“知悉今古”;而站在一般统计学家的态度则应是“反应章程”。郑樵曾对班固以后各家的“表”作过一些月旦。班固以来各家所制的“表”,多记小节,不片言只字,而况还有的按藩书习惯写。郑樵月旦说:“自班氏以来,小节多矣,后不识统理。”“晚世之为表者,小字旁行,尽载所述;且藩书旁行,华书纵行,华东谈主故未便于旁行,又岂能衡目以泛不雅小字乎?”对此,咱们应该一分为二,领先,咱们同意郑樵的不雅点:统计表应尽力片言只字,一目了然,便于相比,便于分析,不宜胪列小节,更不宜小字密行,尽记繁文。其次,咱们不同意郑樵“华书纵行”的不雅点,其实,如果改革汉字的书字习惯,把表改竖排为横排,看起来照旧相比便利的。
2.郑樵编制的图表。郑樵珍藏司马迁的《史记》十表,并按其表式在《通志·年谱略》中编有年谱。由于他以为司马迁的“表”即是“谱”,是以在称号上,他无谓司马迁的“年表”而改用“年谱”。现将其《七国年谱》与《史记·六国年表》43相比讲明如下:
史记大国年表
丑 乙
周
年 元
徐广曰乙丑皇
甫谥曰元年癸
酉二十八年庚
元王
秦
年 元
索隐曰悼令郎三十厉共公四年卒子躁公立
卫为魏藩为魏献子灭于秦
年元
索隐曰二十三年季父黔卫出公辄后元逐出公自年立为悼公
郑为韩宣子韩灭
索隐曰系家简子名鞅文赵简子子武之孙景叔成之子
四十二
鲁蔡楚杞俱灭赵灭吴楚并越于楚
三 十
吴伐我徐广亦曰鲁误用公十九楚惠王章年索隐曰惠王五十七年卒
燕
七 十
索隐曰二燕献公十八年卒
宋为皆皆所灭
五
索隐曰二十九年卒皆平公骜
通志七国年谱
周
秦
魏献子
韩宜子
赵简子
楚
燕
皆
元王元年
厉共公元年
卫出公辄后元年
四十二
楚惠王章十年吴伐我
魏献公十七年
皆平公骜五年
郑樵的《七国年谱》与司马迁的《六国年表》有下列区别:
第一,郑樵的年谱以司马迁的年表为根据,在内容上有所增添。
第二,郑樵的年谱由于增添了内容与注解,相比容易显露。举例,在《七国年谱》的“魏献子”一项,讲明了“卫为魏藩,灭于秦”,使东谈主不错显露韩与卫、秦的关系。又如,他在年谱中抄录了《史记》的《集解》(南朝宋裴骃著)与《索隐》(唐司马贞著);虽然容易显露, 但与他所主张的片言只字、 不记繁文的不雅点是矛盾的。
(二)张敦实、刘贡的上计念念想
北宋上计轨制,自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还原以后,南宋高宗时又基本中止。孝宗乾谈二年(公元1166年),经孙大雅奏请,张敦实和刘贡等大臣维持,孝宗下诏参照汉制上计之法,重申还原上计轨制。监察御史张敦实和刘贡,素日赞叹还原汉代的上计轨制,他们的上计念念想不错轮廓为以下三点:
第一,还原上计轨制的必要性。他们以为:“一县必有一县之计,一郡必有一郡之计,六合必有六合之计,六合之计总郡县百岁考焉。”即有了上计轨制,才能在年终了解寰宇财经景况、考核父母官员成绩。
第二,对汉代上计轨制的评价。他们虽然主张还原汉代的上计轨制,但却接纳了一分为二的不雅点赐与评价:他们以为汉代上计轨制的优点应予保留,同期,又商酌南宗财政收支的推行,对其存在问题忽视改进的意见。对汉代上计轨制的优点,他们说:“汉之大司农,则今之户部也。窃见户部掌六合之财计,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日催、旬催、 五日一催之期会。 每于岁终,独以常平收支户口租税,造册以进呈,而于州郡诸色窠目(即款目)尚略焉。是于三代岁终则会,与西汉岁终上计之法为未备也。”44即西汉岁终上计,由县令(长)将该县的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等编为计簿,呈送郡国;郡守国相再加汇编,用副本上计于中央的丞相,故寰宇及州郡诸色窠目足够具备;宋代则仅具寰宇款目数字,州郡各款主张数字却忽略了。对汉代上计轨制存在的问题,他们说:“去古愈远,文籍愈烦,在西汉已难免文具之弊,况本日能尽革其伪乎。在东汉止于属郡之内,况本日川广之远,能使其如期毕至乎?”45于是忽视建议:“以臣等愚见,莫若岁终令户部尽取六合州郡一岁之计,已足、未足、亏少、亏多之数并皆造册,正月内进呈。兼采汉制,丞相选差一东谈主考核户部所上计,而明州郡之殿最(上功曰最,下功田殿)。则三代两汉之制皆兼,该无不足之处矣。”46他们的这一建议,是在西汉及北宋上计轨制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由户部协调汇总寰宇各地的统计回报、按照礼貌的类别及神色,并分别列出足、亏的数字虚构上计簿册。于次年正月呈报,由宰相录用专东谈主审核,终末呈皇帝亲阅。这一建议,象征着上计轨制的一个新的转移,对明、清的上计轨制有一定的影响。
辽代的统计
一、辽代的社会经济
辽自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长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到公元1125年为金国所灭,共历九帝,二百一十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奴隶主国度后,建都上京(即临潢府,今内盟巴林左旗隔邻),仿照汉族王朝体制称帝。对内整训部队,创造笔墨,建筑都域,制定法律;对外握住延迟势力,先后要紧突厥、吐谷浑和党项,隐藏了渤海国,从此参加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公元947年开国号为“辽”,过程圣宗矫正,成立了封建轨制。与此同期,辽国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汉族影响下,蓝本单一的渔猎经济发展为农牧业勾搭的经济,到辽谈宗时,农业收获已十分可不雅。手工业方面,冶铁业占要紧地位,纺织业和制瓷,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交易也随之活跃起来。辽、宋之间的贸易来往,加强了南北的经济商酌,跟着政权的巩固和轨制的完善,辽圣宗时,钱粮轨制也在寰宇普遍实行。至此,辽国参加极盛期间。然则,辽的慷慨不常。契丹族统辖者日益耽溺,各族东谈主民接连举义,加之贵族内耗减弱了统辖阶层的基础,在寰宇的逼攻下,终于溃一火。
二、辽代的统计组织
辽国统辖者为加强对分娩相貌不同的民族进行统辖,聘请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东谈主”的战略。建立了与此相妥当的统辖机构,统计机构即附庸于这些统辖机构之中。
对于渤海(投诚后改为东丹,即东契丹之意)东谈主与燕云汉东谈主,在中央设南面官,管事场地设在皇帝牙帐之南,负责“汉东谈主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和“文诠、丁赋之政”。其属官分别兼管商酌的统计责任。
对于契丹、奚、室韦等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一般保留其家长奴隶制的部落管制机构,在中央设北面官,管事场地设在皇帝牙帐之北,负责“宫、帐、部族、属国”和“兵机、武诠、群牧”鸿沟内的政务,其属官分别兼管商酌的统计责任。
辽国的地方行政机构,辽国仿唐朝轨制,于州、县设刺史、县令,其属官与中央相对应,分别兼管商酌的统计责任。
此外,还在五京(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幽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诸司,以掌财计出纳,兼管商酌统计责任。
三、辽代的统计责任
据《辽史》记录,辽代统计责任很少记叙。仅在公元1031年辽兴宗即位后有下列统计责任:
(一)“兴宗遣使阅诸谈禾稼”,随性宗耶律宗真即位后,接纳了派员访问法,派遣使者查抄诸谈庄稼。
(二)通括户口(普遍检验、查对户口);辽兴宗元年(公元1031年),鉴于豪强田主很少纳税,贫苦农民多至隐迹,为了均平赋役,于是下诏通括户口:“朕于早岁,习知稼穑。力办者(指田主)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贫者(费事农民)全亏栽种,多至流一火。宜通捡括,普遂均平。’”通检户口的主张,在于均平赋役。其后谈宗初年,南京都支判官马东谈主望因“检括户口,用法平恕”,晋升中京度支使;任职半年,积粟十五万斛,又晋升左散骑常侍。辽朝的农业从此慷慨。
金代的统计
一、金代的社会经济
金是十二、三世纪统辖中国北部的一个王朝,共九帝,历时一百二十年。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长阿骨打认真称帝,建立奴隶制国度——金,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太宗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灭辽,次年又灭北宋。
金开国初,成立了皇权统辖,并建立了以猛安谋克(“猛安”为部落单元,“谋克”为氏族单元)为单元的军事编制。其后又创造并颁布了女真笔墨,制定刑法;过程太宗、熙宗和海陵王的几次矫正,到世宗时,金朝全面聘请汉化措施,建立了以女宝贵族为主、包括汉、契丹等族统辖阶层在内的多民族统辖中枢,安然了金朝的统辖。跟着政治变革,金朝社会原有的经济关系也在向封建经济关系过渡,金朝初年的授田制渐渐为租佃制所代替。干戈的减少,奴才放免为子民,以及民族的会通,都有意于社会分娩力的上前发展。于是民户有所增长,垦田赶紧加多,畜牧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在手工业方面,纺织、矿冶、制瓷、造纸、印刷、火器制造和造船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还原和发展,又促进了寰宇交易的荣华,货币(铜钱和交钞)流畅也随之发展起来。为了妥当组织经济、巩固统辖的需要,国度财政轨制也渐渐完善。
与此同期,金朝也实行了许多不利于分娩发展的措施和民族压迫战略。颠倒是在金章宗时,水患频仍,战火不熄,分娩遭遇严重碎裂;而女宝贵族龙蹲虎踞,横征暴敛,导致民族矛盾和敌我矛盾空前历害。终末,在朔方各族东谈主民抗金斗殴的打击下,在宋、元的贯串要紧下,金子公元1234年陷落。
二、金代的统计组织
金世宗时(公元1161—1189年),全面聘请汉化措施,进行政治变革。仿照唐制,中央设尚书、门下及中书三省,尚书省掌实权,兼管寰宇的综合统计;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诈欺周初六官、秦汉九卿的职务,分别兼管各部门的业务统计。同期,设有劝农、盐铁与度支三司(北宋以盐铁、户部与度支为三司),掌管、统筹寰宇的财政,兼管寰宇的财经统计。贞祐(1213—1217)年废止。
地方政府仍按宋、辽旧制,设路、州、县三级制,各设有属吏分别负责商酌统计责任,逐级上报中央政府。地方下层行政单元为猛安、谋克。以一百户到三百户构成一个谋克,设百夫长一东谈主;每十个谋克构成一个猛安,设千夫长一东谈主,实行兵民合一轨制。金熙宗(公元1135一1148年)以后成为军事编制、分娩单元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负责进取级提供下层行政单元的商酌统计府上。
三、金代的统计责任
金代的统计责任,主淌若东谈主口统计:
(一)户口算帐
金代根据户口访问府上汇总编制、逐级上报的簿册,称户口算帐。凡户口算帐,三年一造户籍。自正月初,州县以里正、主首,猛安谋克则以寨使,诣编户家(指编入户籍的民户)责手实,填报户内男女长幼的年岁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里正、主首与寨使在正月二旬日以实数报县,县汇总后于二月二旬日报州,州汇总后于旬日内达上级,不分遐迩、皆以四月二旬日报到户部进呈尚书省。那时,还根据具体情况礼貌:凡汉东谈主、渤海东谈主不得充猛安谋克户;猛安谋克户之奴才免为良民的,止隶本部为正户;凡因罪没入官府的良民,隶官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府为奴才的,隶太府监为官户。
(二)推论唐代坊村邻里户籍法
金章宗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皇帝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粗率)不行,下令结保,如有匿奸细、盗匪者连坐。宰臣建议推论唐制——坊村邻里户籍法,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置坊正,在乡立村社,村社则随乡户众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东谈主,二百户以上三东谈主,五十户以上二东谈主,五十户以下一东谈主,以佐里正禁察违非之事。竖立壮丁,以佐主首旁观盗匪。女真族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东谈主,其职掌与主首相似。寺不雅则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安分取三分,富民均出雇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当。东谈主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
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章宗堂欲罢坊、里正;又因主首距离远、入城应差管事,有碍农事未便,乃以有物力、谨愿者二年一换坊、里正。这种轨制成为金朝统辖农民的农村下层组织,对于劝课农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实行通检推排
通检即访问,推排即评定。金代访问民户财力以定赋役的办法,称通检推排。《金史·食货志》:“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牲畜、车辇,辨物行征之制也。”今将金代实行通检推排的过程讲明如下:
1.金世宗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鉴于正隆年间(1156—1160)兵役并兴,民户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说:“粤自国初,有司常行大比,至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可自存,版籍(户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犹避免。是用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东谈主,分路通检无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匹夫)无不均之叹,……命尚书省齐截以行”。又命:“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除外,余凡置到匹夫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于是派员分路访问民户物力,礼貌等级,作为征收物力钱数额和征发差役先后的根据。
2.原定十年举行一次,其后频频通检。大定五年(公元1165年),有司奏诸路通检不均,世宗下诏再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适中定级。随后又礼貌通检地土品级税法。
3.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九月,世宗以六合物力,自通检以来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不均,派遣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东谈主,分路推排。
4.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十二月,世宗对宰臣说:“猛安谋克多新强旧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当自中都路始。”到大定二十二年八月,始诏令集耆老(古指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东谈主),推贫富,验地皮、牛具、奴才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兴府事完颜焉里也先推排中都路,续遣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东谈主与外官共同分路推排。同庚九月,又下诏说:“毋令富者匿隐畜产,贫户或有不敢养马者。昔海陵时,拘括马畜,绝无等级,富者避免,贫者尽拘入官,大为不均。今并核实贫富造籍,有急即按籍取之,庶几无不均之弊”。
5.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复以李晏平分路推排。翌年,李晏等上奏所定物力之数。
6.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六月,命农民如有积粟,毋充物力。钱悭之郡(指缺少钱货、经济困难的郡),所纳钱货准许折粟帛缴纳。同庚,中都等路被水,诏委官推排,比旧减钱五千六百余贯。
7.金章承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冬十月,敕令议通检,遂定轨制:已典卖物业,止随物推收;析户异居者许令别籍;户绝及困弱者减免;新强人详审增之;止当从实,不必敷足原数。边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于是,令吏部尚书贾执刚、吏部侍郎高汝砺先推排在都雨警巡院,为诸路作样板。每路差官一员,命提刑司(官签字,掌司法、刑狱、步骤、监察等事)官一员为副职。承安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钱傻头傻脑十八万六千七百二贯四百九十文,旧额三百二万二千七百十八贯九百二十二文,以空泛除免六十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一贯。除上京、北京、西京路无新增强人外,余路计收二十万二千九十五贯。
8.金章宗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章宗以推排时,既问东谈主户浮财物力,而又勘当比次(排比等级),期迫事繁,难当其实,敕尚书省,定东谈主户物力随时推收法。推收法系对于田宅财产买卖、典当或赠与所办的过户或转移产权的法律。推收王法自今典卖事产者随业推收,别置标簿,临时止拘浮财物力以增减之。
9.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以西京、北京边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旧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所定三十五万三千余贯,遂减为二十八万七千余贯。同庚六月,签南京按察司事李革上奏:“近制,令东谈主户推收物力,置簿标题;至通排时,止增新强,销旧弱,庶得其实。今有司奉行灭裂(粗率),恐临时冗并(忙乱),卒难详审,可按期限,立罪以督之。”遂令自该年十一月一日起,令东谈主户告诣推收标附,至次年二月一日毕,违期不言者坐罪。且令诸处税务,具税讫房地,每半月具数申报所属,违者坐以薄待轻事之罪,仍敕物力既随业,通排时止令定浮财。
10.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九月,以吏部尚书贾守谦、知济南府事蒲察张家奴、营州刺史完颜百嘉、南京路转运使宋元吉等十三员,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员,推排诸路。章宗召他们到香阁,亲喻谈:“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消乏户,虽集众推唱,然消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物力原三百贯,今蠲免傻头傻脑十贯犹有未当者。新强勿添尽,量存其力,如一户可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各宜精心,一推之后,十年锐利所关,苛不副所任,罪当不轻也。”
要而言之,金代的通检推排,始于大正四年(公元1164年)。原定十年举行一次,其后频频通检。局势上由村坊东谈主户共同评定,有公估的酷爱酷爱;但推行为仕宦土豪所遏抑,多有诡托移匿,故仍背负不均,金一火后废止。
四、金代的统计方法
(一)东谈主口年岁分组
金制,根据推行需要,按不同庚岁进行分组:男女2岁以下为黄,15以下为小,16为中,17为丁,60为老。无夫为寡妻妾,诸笃废疾不为丁。
(二)户口分组
1.课役户与不课役户。金制,户主推其长充(指推举老迈有权威的东谈主当户长),内有物力者(指以丁口、财富打算有背负赋役材干的东谈主)为课役户;无者为不课役户。
2.正口与奴才口。秦制,东谈主口按其是否为奴才分为正口(认真东谈主口)与奴才口,如大定二十三年八月,尚书省奏: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才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
3.上、中、下三等户。世宗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地皮、牛具、奴才之数,按其物力(财富)分为上、中、下三等。
(三)意境分组
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正月,据尚书右丞领三司事侯贽所奏,意境按肥瘠进度分为上、中、下田,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岁得九百六十万石,自可优给岁支,且使贫富均。
元代的统计
一、元代的社会经济
蒙古族政权建立于公元1206年。公元1271年定国号为元,公元1279年元朝协调寰宇,公元1368年元朝陷落。从1271年算起,元朝共历时九十八年。元朝是继秦汉、隋唐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协调的封建王朝。
元朝是以蒙古贵族为首的各族田主阶层贯串统辖的政权。元初,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加强封建统辖,“遵用汉法”,建立了一套统辖寰宇的行政机构,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中书省下设路、府、州、县等,均设达鲁花赤(理民官).负责辖区的一切行政责任。在经济上,聘请了一系列还原和发展分娩的措施,寰宇地皮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种,赋役分税银和科差两种。颁布了不准改民田为牧地的禁令,设立了劝农司、大司农司,鼎力饱读舞垦殖;设都水监、河渠司掌管水利,修治黄河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东谈主口渐渐加多,农业得到还原。跟着农业的还原,手工业也有了发展。元朝饱读舞栽种经济作物,因而棉桑产量加多,为纺织业的发展创造了条目。
为了称心蒙古贵族的消费和供应官府的需要,各大城市成立了管制私东谈主手工业和官营手责任坊的机构,对外贸易由政府把持,并开辟了南北海运航路;还修筑交通线,并竖立驿站与“急递铺”。国度的协调,农业和手工业的还原与发展,海、陆交通的相通,促进了元代交易的发展,独创了一代荣华。那时的大都、杭州和泉州,都是闻明世界的交易城市。
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辖地位,对东谈主民分而治之,元统辖者把寰宇各族东谈主民分为四等,践诺民族敌视和民族压迫的战略。终于激起了各族东谈主民的浓烈挣扎。元朝后期,地皮合并蚁合,钱粮背负十分苛重,纸币刊行转为财政搜括服务,财政开销毫无节制,国库笼统,水火之中。元惠宗时终于爆发了农民大举义。公元1368年,朱元璋指导的农民举义军攻入北京,终明白元朝的统辖。
元朝的文化是多方面的。在文体和史学方面,有元曲和马端临的《文件通考》,在科学本事方面,郭守敬的《授时历》占要紧地位。那时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对元代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元代的统计组织与律例
(一)统计组织
统计责任无猛进展,元代统计组织“遵用汉法”,大体上守旧宋代;但由于元代社会经济历久紊乱,元代中央行政机构为一省制,即只设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兼管寰宇的综合统计。中央政务部门仍为中书省统带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仍由户部掌管财计事宜,兼管寰宇的业务统计。《元史·百官志》:户部设尚书三员,“掌六合户口、钱粮、田土之政令。凡贡赋出纳之经,金币转通之法,府藏委积之实,物货贵贱之值,敛散准驳之宜,悉以任之。”户部分科建制,以令史分赏金科、仓科、内度科、粮草科和财计勾稽部门。金科掌金帛、宝钞出纳;仓科掌粮谷出纳;内度科掌理管帐;外度科掌理户籍;粮草科掌军用粮草;财计勾稽部门掌理里面的审核、监督。各科除内度科外均分别兼管该科的统计责任,为业务部门的统计与监督奠定了基础。元朝中央设有御史台,兼代考核寰宇呈送中央的统计回报。
元代的地方组织,除中书省直辖地“腹里”外,下设有“行中书省”,省以下设路、府(州)县,三级;腹里地区则设路、府、州、县四级。县以下的下层行政组织,城内为坊,城郊称厢,乡村称里。负责下层统计,逐级上报。
(二)统计律例
1.对于丁税、地税的统计律例。《元史·食货志》: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谈验地,仕宦商贾验丁,虚配空虚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岁书其数于册,由课税所申省以闻,违者各杖一百。
2.对于仓储的统计律例,详本节《三、元代的统计责任》。
三、元代的统计责任
(一)东谈主口统计
1.户籍轨制。元代的户籍轨制,基本上仿照宋制,按户划类,礼貌缴纳钱粮的规范。世祖时(1260—1294),实行三等九甲制,即按匹夫的贫富先将户口永别为上、中、下三等,再把每等细分为上上、上中、高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登记户口的簿册称为《鼠尾文簿》,征收赋役,即以此簿为准。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详情户籍科差(亦称差税或差科,以户为课税对象)条例,把科差户永别为“元管户(即世祖昔日已入籍之户)、交参户(指世祖继位后新入籍之户)、漏籍户(登录户籍时隐逃漏税、后被查出之户)与协济户。”于诸户之中,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等。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还把科差户按差役类别、缴纳钱粮品种,以及职业区别等,进一步永别为民户、站户、匠户、冶金户、葡萄户等,统称为“诸色户计”。据此登统户籍,录用差役。这种分户制,与那时加强遏抑商酌。
那时处于社会最低层的是“驱户”,又称“驱奴”、“驱丁”或“驱口”。他们另有户籍,与一般编户区别开来。其子孙长期为奴,非经放良、赎买,不可改籍。他们开首于干戈中的俘虏和抢夺来的民户,也有因债务腐朽为奴、或因“犯法”被没为奴才的。“驱口”可解放买卖,“驱口”的东谈主市和牛、羊、马市比肩在一处。元朝法律礼貌:“私宰牛马杖一百”,打死驱口“杖一百七”,视驱口与牛马无异。
2.村社轨制。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下令在汉地立村社轨制。以五十户为一社,不拘何东谈主,均须加入。社中推举“年高熟悉农事有兼丁者”为社长。社长负责组织本社住户斥地耕作,修治河渠,磋磨副业。元朝政府还通过村社组织监视农民,向农民宣传要遵命蒙古的统辖,不容农民集合结社。这种村社轨制,其后通行南北各地,与里甲轨制并行,成为元朝统辖和克扣农民的农村下层组织,但在饱读舞农业分娩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3.军民异籍。元世祖实行军民异籍,军民分治的战略。成吉念念汗初入华夏时,曾接纳金降将郭宝玉的建议,礼貌:“蒙古、色目东谈主每丁起一军(兵),汉东谈主有田四顷、东谈主三丁者佥一兵。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即蒙古、色目东谈主实行全民皆兵制,而汉东谈主则家有田四顷以上者三丁征一兵。这些被佥参军的称为“军户”,与普通民户分开,另编入军籍之中,以后世世参军,永不得脱。军户服兵役,莫得粮饷,独一四顷田的免税权,并稍加补贴。但远谈镇戍,所费一年不下千缗,四顷地的免税,远不足以补贴其耗损。是以军户往往空泛,元政府有时拣汰贫弱军户,清偿其民籍,而另佥富户填充。
(二)寰宇食粮岁收统计
元代岁收粮数统计相比圆善,有寰宇悉数数,腹里(元代中书省直辖地区,包括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数,以及各行省(元代除京师隔邻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外,于河南、江浙、湖广、陕西、辽阳、甘肃、岭北、云南等处设十一转中书省,简称十一转省)数。《元史》、《新元虫》、《续通考》与《典籍集成》均有记录,梁方仲编辑的《中国历代户口、意境、田赋统计》将各书府上整理为《元代岁收粮数》统计表(见174页)。
(三)仓储统计
元朝为了遏抑国用、保证军事物质的供应,青睐各式专仓的竖立,各库、仓均委官管制,仓储统计一般能作念到有制可循。
1.对于钱粮缴纳入库的礼貌。
(1)“凡粮到仓,以时收受,出给朱钱。”
(2)“输纳之期,分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违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
2.对于钱粮出纳之法。元世祖至元(1264—1294)年间礼貌:“诸出纳之法,须仓库官面视称量检数,自提举监支纳以下,攒典合千东谈主以上,皆相互觉察,有盗诈罪人者,陈首到官,量意义赏其侵盗钱粮并滥伪之物。”65同期还比照“样粮”的规范,要求“干
元代岁收粮数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意境、田赋统计》,第303页。圆洁净”验收。
3.对于钱粮收支勘合(亦称“勘契”)的礼貌。元世祖时礼貌:“诸支纳钱粮一切官物,勘合已到,讼事速即理会。其物已到仓库,应纳者经旬日不纳,应支者经旬日不支,并须申报原发勘合到仓库。未得勘合时亦如之。”
4.对于按期审核钱粮收支根据。《元典章》礼貌:“诸仓库赤历、单、状,当该上级,月一查明。但开附不解,收支有差,随时究问。”
5.对于仓库嘱咐轨制。《元典章》礼貌:“诸仓库官新雅故代,在都本官上级委官监视;在外各路正官监视;沿河仓分漕运司官监视。”“凡应干收证书合有见在官物,皆须点照算,交点明白,别无空泛滥伪之数。归官见数关发,新官验数收管,仍须同署申报,合属上级照会。既给交关之后,若有空泛、滥伪之物,并于新官名下追理。”
6.对于钱粮收支单元的文簿书写花式。各钱粮收支单元所设文簿,均须编立号数,按一定花式书写,如每笔收入均须写明“是何年份,甚名项钱物。”
元代仓储统计有制可循,钱粮出纳有法,根据按期审核,嘱咐轨制明确,收支文簿具有定式,同期,还有相应的统计律例作念保险,是以元代的仓储统计相比健全。
(四)交通统计
1.驿传统计。驿传是一种官方交通邮传轨制。这种轨制,可追忆到殷代,历代封建王朝均以都门为中心,广设驿站,借以“领路边情,布宣命令。”68但成为定制,则始于元代。
元朝政府在寰宇广设驿站(蒙古语的译名为“站赤”或“展皆”,
元代各行省水、陆驿站数量统计
后统称为驿站)。驿站分陆站、水站;陆站用马、牛、车,水站用船。“汉地”由兵路统领,“北地”由通政院统领,并于各郡县冲要场地设脱脱禾孙之官,以监察驿政。据《元史·兵志》统计,寰宇共有站赤一千四百处、69各行省水、陆驿站数量见上页表。
2.海运统计。南宋时,海运已有较大发展。元朝为了发展海运,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设行泉府司,专掌海运,从此海运日趋繁茂。
元代海运粮米数量统计相比健全,自至元二十年起积年均有统计,在《元史·食货志》等书载有积年海运粮米起运总和与实到总和统计,现提要梁方仲整理的《元至元二十年至天府二年每年海运粮米数及耗费率》统计表如下:
元至元二十年至天历二年每年海运粮米数及损耗率
(公元1283—1329年)
年度
公元
起运总和
(石)
实到总和
(石)
途中耗费
总和(石)
损耗率
(%)
世祖至元20年
27年
31年
成宗元贞元年
大德11年
武宗至大元年
仁宗皇庆元年
仁宗延祜元年
英宗至治元年
泰定帝泰定元年
明宗天历2年
1283
1290
1294
1295
1307
1308
1312
1314
1321
1324
1329
46050
1595000
514533
340500
1665422
1240148
2083505
2403264
3269451
2087231
3522163
42172
1513856
503534
1644679
1202503
2067672
2356606
3238765
2077278
3340306
3878
81144
10999
20743
37645
15833
46658
30686
9953
181857
8.4
5.0
2.1
—
1.2
3.0
0.7
1.9
9.4
0.5
5.2
通过上表,不错不雅察元代积年海运粮米发展变化的限度偏激耗费的情况。
(五)矿冶统计
元代矿冶统计府上较少,在《元史·食货志》载有天历元年(公元1238年)矿产岁课统计,王志瑞著《宋元经济史》曾列表如下:
元天历元年矿产岁课统计表
类别
岁课额
地区
金
银
铜
铁
铅
锡
腹里省
40锭
47.3两
1锭2
5两
—
—
—
—
浙江省
180锭
15.1两
125锭39.2两
—
245867斤
课钞1703
锭14两
铅粉887
锭9.5两
铅丹9锭
42.2两
24锭10.2两
江西省
2锭
40.5两
462锭3.5两
—
217450斤
课钞176锭
24两
17锭7两
—
湖广省
80锭
20.1两
236锭9两
—
282595斤
1789斤
—
云南省
148锭
1.9两
735锭34.3两
2380斤
12470斤
—
—
河南省
—
—
—
129120斤
—
—
陕西省
—
—
—
1000斤
—
—
在《元史·食货志》中,尚列有矾课与硝硷课,本表从略。
四、元代的统计方法
(一)统计回报
至元年间(1264—1294),钱粮出纳部门按期(旬、月、季、半年、年)按协调礼貌的花式编报统计回报——钱粮文册。《至元新格》礼貌:“各设仓库照勘旧管、新收、已支、见在各项数量。每旬一次申复本管上级,每月一次备中宣慰司;每上、下半年开呈省府,仍仰各仓库每季依上,给附赤历申解上级印押”。其中,年报与季报较为要紧。元政府依靠年报掌合手寰宇全年钱粮收支情况,要求各行省岁度考核该省钱粮数字,是以说:“钱谷之计,其各处行省与岁须一检校。”户部礼貌花式,要求诸处按季上报:“诸钱粮等物,户部立式,其使诸处每季一报,到部委官检校;但有不应,速即追理。年终通行照算,务要实行。毋为文具,行省准上咨省。”在季报基础上编报的年报,是寰宇钱粮收支的追忆算、总回报,故在《至元新格》中,颠倒强调年报的真确与正确,为此,要求对帐核实,并通过清点,对照查核见在财物。
元代统计回报的花式,沿用宋代的“四柱式”,各项钱粮在统计回报中的排列,均按旧管、新收、已支(开除)、见在(真实)为序。对于非正项钱粮的财物,也要求按“四柱式“按期编报统计回报,以便全面考核国度财政收支景况。
(二)统计分组法的应用
1.民族分组。元朝政府为了减弱各族东谈主民的挣扎,顾惜蒙古贵族的特权,把寰宇东谈主民按民族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东谈主;第二等是色目东谈主(包括我国西北地区各族及中亚、东欧来到中国的东谈主);第三等是汉东谈主(指蓝本金统辖下的汉族和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族,以及宋金相持中四川地区的汉族);第四等是南东谈主(指南宋陷过期南边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这四等东谈主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背负,都有不同的礼貌。
2.户平分组。元代的户平分组极为复杂:有依民户贫富而分的,分为上、中、下三等户,每等户再分为三级,如上上、上中、高下第,称为三等九甲。有依职业而分的,分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医户、盐户、窑户、儒户、……等等。有依种族、宗教而分的,分为畏答儿、答夫莫、也里可温等。有依统带机关而分的,分为投下户(属投下统带的户)、亲管户(属元政府凯旋纳辖的户)。有依其所进贡赋不同而分的,分为姜户、藤户、葡卜户等。有依阶层因素而分的,分为驱户、田户等。而每组之中往往又再分为数组;如民户又分为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四组;四组之中复分为小组,如丝银户、金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等。军户之中又可分为正军、贴军。上述种种户等,统称为“诸色户计”。其赋役背负的种类、轻重,多不相似。其复杂错乱的情况,实为我国历代所无。
3.地皮分组。元代寰宇地皮按统统制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组。官田是政府掌合手的地皮,在北主淌若金时屯田军留传住的地皮,南边则包括南宋的入官田、内府庄田和南宋末年抢夺民田而竖立的公田。私田是蒙古贵族、各族田主、和一部分自耕农私东谈主占有的地皮。官田和私田除一部分由农奴性质的驱丁耕耘外,绝大部分以租佃的相貌出租给农民。
(三)司理法。元代地皮陈报的方法即所谓“自实田”。南宋经界法废止后,元代司理法代之而起。《元史·食货一》以为此法利弊互见:“夫民之强人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司理固无以去其害;然司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甚焉者矣。”《新元史·食货志二田制》甚而以为“民田,则司理之法最为元之稗政。”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首相),奏请司理田粮。平章政治(副丞相)章闾(亦作张驴)说:“司理大事,世祖己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瘠土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穷人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亦有之。由是岁收不增,小民告病。著行司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诸位下(王公等)、庙宇、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庶儿税入无隐,差徭亦均。”于是在该年十月派讼事理。命章闾等往江浙,尚书你咱马丁等往江西,左丞陈士英等往江南,司理各行省,括田增税。为了弹压东谈主民的挣扎,“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密院以军防护。
司理法的具体方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旬日,以其家统统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荡地),或隐占隐迹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谈以田舞弊者,并许诸东谈主首告(检举)。十亩以下,其田主及管干田户皆杖七十七;二十亩以下,加一等;一百亩以下,(杖)一百七;(一百亩)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没官(充公归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革职。”由于期限短猝,仕宦贪刻,富民黠吏,党豺为虐,经常发生以平淡有、虚报瞒报的情况。于是水火之中,农民举义。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八月,江西赣州蔡五九举义称王,南边错乱,遐迩张皇。御史台臣上奏说:“蔡五九之变,皆由你咱马丁司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新丰一县,撤民庐户九百区,夷(平)墓扬骨,虚张顷亩,流弊住户,乞罢司理及冒括田租。”仁宗在第二年下诏免去三省自报的田租。同庚,因汴梁路总管塔海亦言其弊,于是又命河南自实田自延祜五年起,每亩只课其租的一半,汴梁路共减租二十二万余石。到了泰定(1324—1327)、天历(1328—1329)初年,又全部撤回虚增的数字,匹夫始获缓慢。延祜元年(公元1914年)司理的官、民荒熟田数经“核定”后,计清出归隐的官、民田产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二顷。75泰定、天历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今取其数之可考者列后:河南省,悉数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万七百六十九顷;江西省,悉数官、民荒熟田四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三顷;江浙省,悉数官、民荒熟田九十九万五千八十一顷。
五、元代的统计念念想
(一)卢世荣的统计估算念念想
卢世荣(?一1285年),原名懋,以字行,大名东谈主,曾任江西榷茶运使,宰相。他的财政战略念念想,颇访佛管仲、桑弘羊与刘晏等东谈主的念念想。他把封建财政的重点放在加多经济收入方面。为了加多经济收入,领先就要加多酒专卖及盐引收入;于是他对达方面的收入进行了统计估算。据他估算:在京师一带实行酒专卖后每年可加多三百万锭白银收入。盐引约三百万引,每引价十五两白银,共得九十万锭。但阛阓盐引价钱高达每引一百二十贯,即一百二十两,以一百万引常平盐按稍低于市价的价钱出售,可能收入一百余万锭,与蓝本引价十五两收入算计可得二百余万锭。盐利与酒专卖收入共五百余万锭。元代岁收无照实数字可查,约为三百万锭独揽77。酒专卖与盐利两项收入预计即卓绝岁收总额二百余万锭。卢世荣秉政仅一百余日,未能收到实效,即遭监察御史陈天池的标谤罢黜,半年后被诛。
(二)马端临的东谈主口统计念念想
马端临(约1128—1322),宋末元初了得的史学家。字贵与,江西乐平东谈主。著有《文件通考》,专辟《户口考》,详确提要历代户口统计,在必要时作对比分析,并搜罗商酌户口言论,供后东谈主参考。他还忽视了一个较了得的东谈主口统计念念想。他以为东谈主口的质地相比要紧。如果单纯谈东谈主口的数量,则“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兴衰。”他说:“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东谈主,后世人口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东谈主也,古之东谈主,方其为士则谈问学,偏激为农则力稼穑,偏激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大家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益那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民风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以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以词讼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伙,……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兴衰。官既无借于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盛,上之东谈主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贫困憔悴积以身为累矣。”
马端临把古时东谈主都动作是“才智之东谈主”,后世的东谈主则多是“窳惰之辈”,这种不雅点是无理的;但他反对先奏以来的传统不雅点,而强调东谈主口的质地,不主张以东谈主口数量作为计算国度兴衰的规范,则是很故酷爱酷爱的。
爽直的论断
宋、辽、金、元期间,我国各民族进一步会通,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这一期间的统计则处于发展抗拒衡的阶段。宋代统计继唐代之后,获取了新的全面发展;辽、金统计处于滞缓阶段;元代统计则又运转复苏。
在统计组织与律例方面:宋代除守旧唐代外,曾设悉数司,掌管寰宇统计核算,对统计簿帐或回报的记录与虚构,均礼貌有严格的统计律例。辽代统计组织很不健全,附庸于两种不同的统辖机构之中。金代统计组织仿照唐制,设三省六部兼管寰宇综合统计;并设有三司,兼管寰宇的财经统计。元代统计组织“遵用汉法”,大体上守旧宋代,中书省兼管寰宇统计责任,所辖六部兼管各部门的业务统计;统计律例的重点,放在丁税、地税与仓储统计方面。
在统计责任方面:宋代相比发展。东谈主口统计把寰宇户口分为主户与客户;推论按军事编制的户籍轨制——保甲轨制;按东谈主口及财产虚构丁产簿。地皮统计推论方田均税法丈量地皮,礼貌税额;运转虚构鱼鳞图册,为宋代地皮统计的一项要紧发展。漕运有岁漕定额及漕运实数等统计。矿冶统计较唐代有所发展,有坑冶数、取销数与岁课额等统计。物价统计较为详确,有商品价钱、比价及折合价等统计。军费统计相比细腻无比、具体。编有统计府上汇编——《管帐录》,较唐代《国计簿》为优。辽代统计责任,史籍很少记叙,仅知曾“遣使阅诸谈禾稼”;通括户口,均平赋役。金代主淌若东谈主口统计,如编报户口算帐;推论唐代坊村邻里户籍法;实行通检推排,访问民户财力,以定赋役。元代统计责任又运转复苏,但较宋代仍有不少差距。在东谈主口统计方面,户籍实行三等九甲制;统计“诸色户计”;实行军、民异籍等;寰宇食粮岁收统计相比圆善;仓储统计在隋、唐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他如交通统计与矿冶统计,均较前完备。
在统计方法方面:宋代统计方法一般比唐代有所发展。各项钱粮的计量单元,均有具体礼貌;上计轨制,接纳逐级汇总上报的智商,虚构月报、季报、半年报与年报;统计分组法有很大发展,一是分类法的创始,一是次数分散表的创始;秦九韶的正负开方术,可用于打算平均发展速率(累计法);唐仲久的《君王经世图谱》与杨甲的《六经图》,发展了中国统计图表的表面与方法:对比分析法、平均分析法与平衡分析法各有新的脾气、创见与发展。金代统计分组法应用较为平素。元代统计方法较金代有所卓绝;钱粮出纳部门按协调花式按期编报统计回报——钱粮文册;统计分组法主要用于民族、户等与地皮平分组;接纳司理法陈报地皮,即所谓“自实田”。
在统计念念想方面:宋代有郑樵的图谱念念想,对当代统计图表仍有一定的指导酷爱酷爱;张敦实、刘贡的上计念念想,象征着上计轨制表面的新转移。元代卢世荣依据管仲的东谈主口统计的估算念念想,忽视了酒专卖与盐利总收入的统计估算念念想;马端临在东谈主口统计方面,不以东谈主口数量作为计算国度兴衰的规范,很有创见。凝视
①、③《宋史·食货志》。
②、④《宋史·职官志》。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第十一》。
⑥《文件通考》卷十一《户口考》。
⑦《宋史·郭谘传》。
⑧、⑨、⑩《宋史·食货志·食货上一农田》。
1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意境、田赋统计》,上海东谈主民出书社1980年版,第29 3页。
12唐宣宗时岁课额见《文件通考·征榷考·坑冶》,宋神宗时岁课额见《宋史·食货下·坑冶》。
13贾大泉:《宋代钱粮结构初探》,《社会科学商讨》,1981年第3期。
14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
15《宋会要·食货》。
16、17《忠惠公文集》卷十八。
18《玉海》卷一百八十五,《食货·管帐》·
19《宋会要辑稿·食货第五十六》。
20、21《宋史·食货志·食货上·钱粮》。
22《宋史·食货志·管帐》。
23《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一》。
24《文件通考》卷四《田赋》。
25《宋史·食货志》。
26《宋会要辑稿·食货第五十六》。
27唐、宋时,政府统计把不同计量单元的田赋搀杂加总,并在其悉数数后按序排列各自的单元。一般钱以贯计,谷以石计,帛以匹计,麻以斤计。这种悉数是不科学的。
28“倍”见《墨子·经上》:“倍为二也。”“一倍于景德”即为景德的二倍,或比景德多一倍。作家注。
29《文件通考》卷二十四,《国用二》引曾巩:《议经费》。
30、31《文件通考》卷二十四,《国用二》引曾巩:《议经费》。
32《宋史·食货志·管帐》。
33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刘晏掌南计》条。
34、35、36、37、38、39、40、41郑樵《通志·图谱略》。
42郑樵:《通志·年谱略》。
43本表实为八国,因周为皇帝,不包括在诸侯国内,故应有七国。
44、45、46《宋会要辑稿·食货第十一》。
47、48《辽史·食货志》。
49一62《金史·食货志》。
63、64《元史·食货志》。
65、66《沈刻元典章》户部卷之七《仓库》。
67、70《沈刻元典章》户部卷之七《支》。
68、69《元史》卷一○一。《兵志·站赤》。
71《沈刻元典章》户部卷之八《课程》。
72华山:《元代赋役轨制考略》,《文史哲》1958年第2期。
73《元史志·司理》。
74《元史·食货一》。
75《续文件通考》卷一《田赋考》。
76《文件通考·自序》。
77《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九年岁收为二百九十七万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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